三、新的医学模式从何处来
人类已经和正在经历着两次卫生健康革命：即19世纪后半叶从欧洲开始的，通过控制传染源、预防接种、改善环境等措施，以控制传染病流行为目标的第一次卫生健康革命；和于年开始于美国的以努力战胜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老年病及生活方式疾病为目标的第二次卫生健康革命。
两次卫生健康革命使人类重大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不断有新的传染病（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出现；而由于过度诊疗，新的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日趋严重的耐药性问题可能将导致未来人类的一些疾病无药可治；对医疗药物的长期过度依赖也可能会使人的身心受到影响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而全球性的人口结构老化，使旧有医学模式在增进人类健康为最高宗旨的事业上更显力不从心，实现医疗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难题。面对这一现状，不少健康工作者和科学家已经在新的医学模式如何可能这一议题上从不同方向进行了思索和探索。
（一）以“人”为中心的健康医学
目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或简称慢性病）已成为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主要威胁。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非传染性疾病报告，》中指出，年全球万人死于慢性病，约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3%，这些疾病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和慢性呼吸道疾病。与一般的认识相反，这些慢性病并非在发达国家更为流行，它们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80%的慢性病死亡发生在非发达国家（而在0世纪90年代的占比仅为40%）。超过/3的癌症死亡，超过80%的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死亡及近90%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该报告还预测，预计到年，全球癌症发病率将会在年的基础上再有大幅增加，且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发病率增加越多：低收入国家增加8%，低-中等收入国家增加70%，中等以上收入国家增加58%，高收入国家增长40%。
《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01-年）》数据显示，我国慢性病发病人数快速上升，现有确诊患者.6亿人；在每年1万各种死亡中，85%是由慢性病所致，并占整个疾病负担的70%。年世界银行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预计在将来的0年里，在这些慢性病仅由心肌梗死、脑卒中、糖尿病和慢阻肺（慢性阻塞性肺病）这四种慢性病所导致的疾病负担将超过50%。而实际情况有可能更加严重，翟铁民等人通过对4个省份慢性病防治工作的研究得出，慢性病防治消耗大量卫生资源，占卫生总费用比重达到近70.00%，预防服务费用仅占全部慢性病费用的1.6%。心脑血管疾病费用所占比重达34.00%，医疗保险补偿水平不高，居民经济负担沉重。
由此可见人群疾病谱已经由传统的传染性疾病为主，在很短的时间内转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严峻的现状还表明，虽然生物医学模式在控制传统的传染性疾病上疗效显着，但对NCD的控制和疗效甚微，此外既有的疾病医学模式也对整个社会、经济以及医学本身带来巨大影响。展望未来，前景令人十分担忧。倘若中国的卫生保健模式不进行重大变革，世界银行预测，到年有可能（医疗费用）高达GDP的5%。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承受这样的负担。这就是说，这种疾病模式继续发展下去可能还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性。此外，医疗器械越来越复杂、昂贵，临床分科越来越细，医学的商业化趋势都与疾病医学模式中的利益链有关。这种以诊断和治疗为主的疾病模式，从逻辑原理上看的确不可能对慢性病控制产生效果，必须寻找能控制NCD发生、发展的新办法——健康医学模式。
中国工程院俞梦孙院士基于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慢性病方法。他认为慢性病是整体失调状态的局部体现，包括癌症在内的所有慢性病都起源于长期超负荷应激反应所造成的稳态失调、失稳。
这种看法的基础是加拿大生理学家汉斯?塞利（HansSelye）在上世纪50年代“压力/应激”（Stress）学说。他发现当应激原刺激强度超出机体自组织可补偿性调整范围时，机体失去了动员深层次资源进行补偿的机会，使机体直接进入衰竭状态。这是一种有可能致命的应激反应。也就是说，过强或过于频繁的应激原刺激，将会使机体适应能力耗竭（过度消耗机体内的有序能），表现为肾上腺皮质激素持续升高，机体内环境失衡，造成新的内部应激原，从而促进了稳态系统向整体失调、失稳方向发展。
现实生活条件下，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变化与生活理化环境变化即为持续作用于个体的应激原（Stressor），机体若无法适应或应对（Coping）失当则会造成自身内在整体状态的失调。在持续应激反应所引发的整体失调基础上，再结合有机体本身的“遗传因素”条件，于是机体便表现为各类慢性病。
俞梦孙院士认为，整体失调状态的形成是发生各类慢性病的根本原因或必要条件。在机体已经处于整体失调状态时，具体发生哪一类慢性病，则与多种因素（充分条件），特别是“遗传因素”有关。各类慢性病只有在“整体身心失调”与“遗传因素”两项条件同时存在时才能满足发生各类慢性病，即两个条件缺一不可。遗传属于先天禀赋，而“整体身心失调”状态则是后天的，故“整体身心失调”状态的预防和调整是预防和祛除慢性病唯一可行的途径。以切断超负荷应激原、变身心失调状态为协调状态，重建自组织功能医学模式便是的俞梦孙院士提出的健康医学模式。
从图4可知，对待已呈现各类NCD（包括癌症）者，如果能设法切断引起超负荷应激反应的应激原，或者将原本起超负荷应激刺激作用的应激原设法转化为生理性刺激，再加上设法去调理机体的失调失稳状态，使其回归为稳态，在这种情况下各类慢性病产生的根本条件已不复存在，各类NCD就可能缓解，甚至祛除。对各类NCD患者而言，他们更需要的是回归健康，而不是首先去对付疾病本身。
健康医学模式实施流程可简述为以“人”为中心的SIR模式：监测（Sensing）与状态有关的信息；辨识（Identifying）状态的属性；调理（Regulating）状态的现状，使机体走向“稳态”；这三个环节依次展开，并反复循环反馈，最终目的是促使人走向稳态。SIR模式是非“对抗式”的，而是以恢复“稳态”为目的，即是功能性的。其重点是“R”环节，即作用在机体自组织系统中“序参量”上的调理。俞梦孙团队近几年已聚集了一系列可作用在“序参量”上的调理项目，包括饮食、认知教育方面。
图4.慢性病控制与治疗模式图
也包括可工程化的生物反馈、红光幅照、多点同步振动、低频旋磁等设备。在对待癌症、银屑病、慢性高原病等NCD调理试用中已经取得众多令人鼓舞的效果。
（二）健康和生态医学
1.人类发展和生态危机
人是自身所在环境中的活跃因素。
人类走到19世纪中叶，培根经典著作《新工具论》所提倡的科学方法论（即科学知识和技术力量高于自然）开始催生科学与技术的联姻，由西方发明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们设想、创造出的崭新的工业化世界被建立起来，这场革命终于将欧洲带到了更高的文明层次，欧洲人民生活在了“新世界”：他们燃烧着价格低廉且储备充足的矿物燃料，火车和其它蒸汽动力机器载着人类进入了无畏的崭新未来。
从宏观上看，工业革命使人们的幸福感、财富、生产力都提高了，这是全人类发挥自身潜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成为现代国家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工业革命的力量巨大，极其深刻的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及其生活的环境。几乎在人们开始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果实的同时，新的环境也立刻使“生态学”这一新概念得以形成。
传统工业化以大量消耗资源、排放大量废弃物为重要特征，开启了“污染时代”：空气、水、土地被污染；二氧化碳过量排放，气候系统破坏，并最终造成了地球表面温度升高，大批生物灭绝，旱灾、洪水、暴雨和其它极端天气更频繁发生；人口疯狂增长，如今世界上共有70亿人口并仍在持续增加，由此产生的食物、能源、住房等又让全球生态系统不堪重负。这种状况在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到达顶峰，发达国家相继发生了以“八大公害事件”（PublieNuisanceEvents）为代表的环境污染事件，经济损失和社会危害惊人。由此，生态危机开始引发西方一系列反对环境污染的绿色运动，唤起专家学者反思工业文明、研究环境保护。从0世纪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
不可否认，发展作为生存问题，在一定阶段具有优先性。发展中国家首先强调自身发展在一定阶段无疑是合理的，但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重复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老路，只看到现代化果实而忽略或无法顾及其不良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能源短缺的严重制约。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局局长傅伯杰先生曾在《科学》杂志发表《为中国创造蓝天》一文指出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面临的严峻环境挑战：过去0年间，中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0%。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达5.1万起；年，40%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放；60%的大湖因矿物质和有机物污染而出现富营养化；在监测的条河流中，半数受到硝酸氨、过锰酸盐和石油的严重污染；在监测的87个大中城市中，只有60.5%的空气质量达到环境保护部的标准。
环境对人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健康问题。医学作为人类的伟大事业，必须为人类承担起因自身活动而给自己造成的负面影响。
.生态医学及其“模式”
生态系统是支持生命系统，是人类健康的基础。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两者之间关系通常是间接的，并会随着空间和时间变化而变化。有损人类健康的大规模全球环境危害包括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损耗、生物多样性损失、水文系统和淡水供应的变化、土地退化以及对食品生产系统的压力。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IPCC）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称，在未来数十年内，全球气温将以每10年上升0.°C的速率暖化；在1世纪未时，地球平均温度将比目前增加1.8°C至4°C。中高纬度地区的增温幅度尤其明显，且冬季增温明显高于夏季。全球地表平均增温现象，对每一个地区的天气系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全球的暖化已引起许多地区的气候系统混乱、对生态系统严重冲击，并危及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如果气候变迁持续，将广泛地损害自然生态体系及人类生活结构。气候变迁对生态系统重要影响包括，对人类粮食供应、食品安全、水源、营养、空气质量等。气候变迁及其相关的环境与社会变化，也对人类健康造成影响。历史上，人类生活与生产行为对这些生态与生理环境所造成的改变，在经济利益之外，也使公共卫生产生了新的危机，如传染源转移、洁净水供给的减少与农业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降低。气候变迁对世界各国公共卫生议题的冲击方面，目前至少包括4个主要维度，即热效应、极端事件、空气污染与传染性疾病。
热浪来袭所造成的额外死亡率是因为心血管、脑血管及呼吸性的病因所造成的，还会造成如热衰竭、热痉挛、热昏厥和汗疹等病症。与热压力相关的慢性健康损害，也可能现为生理功能、代谢过程和免疫系统的异常上。热浪频率和严重性的增加可直接导致发病率和死亡人数的增加，尤其是幼童、老年人、穷人、身体虚弱和其他病患。
全球暖化会增加极端气候事件（暴风雨、水灾、干旱和飓风等）的频次及严重程度，进而对人类健康造成不同层次的影响：即刻效应主要是事件发生时的大量伤亡；中期效应主要包括传染性疾病的增加；长期效应则有营养不良、过敏原滋生、心理创伤等。短期天气的强烈波动也可严重影响健康：造成中暑或体温过低，并造成心脏病和呼吸道疾病死亡率的增加。
不同气象因子的变化也会影响污染物与相关物质之间的反应，进而改变空气污染物的组成与浓度，如生物性空气污染物（如花粉）的产生与释放，或人类生产活动所产生的污染物，或由于能源需求增加而产生的空气污染物都与气象因素有复杂的互动关系。暴露于空气污染物会直接或间接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研究显示大都市地区发生空气污染事件时，伴随着臭氧、酸性气溶胶、悬浮微粒等污染物的浓度增加，医院呼吸道相关病患就诊数也会随之增加。严重空气污染的事件发生后，能观察到老年人死亡率增高的趋势。空气污染物对于健康的影响在夏季或高温期间尤其明显，高温与空气污染的加成效应使会使其成为脑梗塞及局部缺血的重要风险因子。
人类疾病的传播与许多复杂且相互影响的因子有关，包括人口密度、人口流动特性、居住地及型态、居所屏障及空调的有无、生活习惯、可否取得安全饮用水、污水及废弃物处理系统、土地使用及灌溉系统及一般环境卫生。所有上述因子都会对疾病传播动力学造成显著影响，并在地区性或流行性的疾病传播上扮演重要角色。过去数十年间，因人口成长、都市化、土地使用及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森林砍伐、旅游、贸易、人类及动物的活动、环境微生物的改变、公共卫生设施的损坏等人口与社会因素的变化，造成许多传染疾病（包括病媒传播疾病）出现复苏和肆虐的迹象。
在这一大背景下，医学界开始重视生态学思想，两者的结合催生了医学生态学（在我国也被称之为生态医学，在本书中不做概念区分）这一医学分支的发展。生态医学是以生态学观点为基础，研究生态环境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科，与医学、生态学、天文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有密切的联系。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疾病谱随着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这些变化都与一定的环境条件有关。当今的环境已从单一的自然属性转兼具自然和人工双重属性，而且后者作用日益深刻。从生态学原理分析，任何人体以外的致病因子，尤其是致病生物都是一定环境中的成员。“自然疫源性疾病”是由一定环境中具有一定食物链的病原生物-宿主动物-媒介生物相互依存的系统，也可以说，是某特定生态系统中亚系统或密切相关的生物成份。而对慢性病的发生发展有莫大关系的不良生活方式则与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人工环境（静座式的生活方式、工作和生活压力、饮食和起居习惯等）关系密切。人类本身是大生态系统中一个子因素，是构成大生态系统的微小单元。从生态学视角来看，人类之所以患病，可认为是生态系统内外失调继而失衡的结果。
生态医学研究范围广泛，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宏观生态医学（以个体和群体为中心探索其与环境的关系）、微观生态医学（即以细胞为中心探讨其与环境的关系，也称医学微生态学）和分子生态学（研究细胞内生物活性分子与其分子环境之间的关系）。
宏观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于新发传染病的促进作用虽已是世人共识，但其重要性在近年来被重新彰显。进入1世纪，环境变化的速度丝毫没有慢下来，新兴传染病反复威胁人类的健康。近年出现的令公共卫生非常棘手的“新型疾病”，SARS、疯牛症、猪流感、禽流感、瘦肉精等人畜共患病持续占据着各类媒体之显要位置，有趣的是，也有医学专家认为集约化养殖业广泛采用的抗生素策略，很可能是（可引起人类肠道菌群变化进而）造成肥胖人群增多的元凶。
年9月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邀请全球的健康领域专家学者出席在洛克菲勒大学举辨的国际研讨会，讨论人类、家畜及野生动物间疾病传播及扩散的问题，认为面对新的环境和健康威胁，只有采取跨国界、跨领域的合作，才有可能更有效地应对及解决这些挑战，并提出“共同环境、共同健康”（OneWorld，OneHealth）的口号。
“共同健康”（Onehealth）的概念起源于19世纪德国医师、病理学家兼政治家魏尔肖的名言，“人类医学与动物医学间没有，也不该有明显界线”（Betweenanimalandhumanmedicinethereisnodividingline-norshouldtherebe）。魏尔肖所强调的就是一种生态思想，即人类健康与其他动物健康及环境健康间，有着非常复杂作用及密切关系。年伊波拉疫情大爆发，很好的说明了当人类活动方式造成环境改变与恶化时，其他生物的消失或不健康状况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换言之，在地球上的每一份子都各有其角色，彼此环环相扣，某一环节出现问题便会改变生态系统运作，必然影响人类的生存，这便是“共同健康”最基本想法。
同时在这次会议中也发表“曼哈顿原则”（theManhattanPrinciples）宣言，呼吁个人及决策者都需要用更宽广角度来思考环境、生物多样性与人体健康间的关系，以期能在整体上更有效地解决人畜传染病及生态系统恶化的问题。“共同健康”观念特别强调，我们在白癜风带的中药验方白癜风初期症状有哪些
